看見是否具有療癒力? 孩童為何堅持要看見? 所有的理論都有其觀點所在，換句話說有觀察位置和觀察目的，甚至觀察是一種行動而影響張力。換句話說，觀點可能自有其療癒意義，但不在於唯一真相的理解與追尋，這我們可能並不陌生，當我們得到某種安慰性療癒的時候經驗，我們了解這種東西的好處。然而看似矛盾地，人仍然嘗試追求真正的原本的東西；或著，這兩種眼睛的需要都是並存的。就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繼續不死心地挖掘秘密

“然而，近期的歷史研究確定了瓊斯廣泛傳播的描述事實上是佛洛伊德自己的事後重建，與現實不符。阿爾布雷希特·赫希米勒（1978年）指出，事實上布勞爾在宣洩療法結束後繼續治療安娜·歐。她的一些疾病症狀持續存在，此外，她還患有三叉神經的神經痛，布勞爾用嗎啡治療，結果安娜·歐對嗎啡上了癮。1882年7月，布勞爾將病人送至克羅伊茲林根療養院的院長路德維希·賓斯萬格，要求他繼續治療；安娜·歐的健康狀況有所改善，於該年10月離開療養院。之後她定居維也納，在那裡多次接受醫療治療，然後搬到法蘭克福。在德國，她擁有非常活躍的作家生涯，並進行了大量的慈善工作。考慮到這些近期的研究，Britton布里頓（2003年）對歷史病例的重新評估提出了一些高度令人信服的歇斯底里衝突性質的假設。”

關於安娜歐的懷孕分娩症狀，Britton引用Ellenberger的研究(1993年):
『在一個至關重要的細節上，瓊斯記錯了故事，即布勞爾妻子懷孕的時間。正如艾倫伯格（Ellenberger，1993年，第264頁）所寫的，這個孩子的懷孕並非在柏塔·帕彭海姆的治療結束後，而是與治療同時進行的。這個孩子於1882年3月11日出生，當時安娜·歐仍在接受治療。 』

(在安娜的父親過世，而她事後才得知之後)
『她的反應非常激烈和憤怒，尤其針對她的母親。接下來的兩天她變得昏迷。在此之後，她母親或兄弟的出現引發了她高度不穩定的狀態。除了布勞爾，她無法認得別人，甚至有時無法看到他們。她意識到周圍環境的唯一時刻是在布勞爾的陪伴下，他也成為唯一能夠餵她的人。在這個時候，他們建立了在治療過程中以某種方式持續的模式。她下午會感到嗜睡，在日落時會深度入睡，然後花幾個小時向布勞爾“自言自語”，最終變得“平靜和愉快”（第27頁）。』 (按: 安娜變成像個嬰兒一般)

『這種迅速的改善，或者我們現在可能稱之為移情療法，被布勞爾介紹給另一名醫生而中斷，然後他離開了“幾天”。安娜·歐沒有見到或承認另一位醫生的存在；布勞爾將此描述為她的“負面幻覺”之一；那位醫生是著名的精神病學家理查德·馮·克拉夫特-埃賓。她與布勞爾的歡笑交流被中斷了，布勞爾讓她用英語大聲朗讀一段法文文本，當時馮·克拉夫特-埃賓點燃一張紙，對著她臉吹煙。她衝向門口拿起鑰匙，在失去知覺後陷入“短暫的憤怒和嚴重的焦慮”（Ellenberger，1993年，第267頁）。』

『布勞爾在場時她心情愉快，而他不在時她會感到焦慮，他注意到每次他離開時她都明顯惡化，他的解決辦法是最初每天見她，最終變成每天兩次，但他沒有將她的心境與她對他的依附關係聯繫起來，即使回顧時也沒有。根據佛洛伊德的說法，瑪蒂爾德·布勞爾對丈夫與患者共度的時間或談論她感到嫉妒和憤怒。他試圖多花點時間遠離她，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導致他強制住院安娜·歐的事件。

她被禁止見父親的那一天的週年紀念日。她與布勞爾共同重演了這個冬天。布勞爾現在每天見她兩次，以使用她的自發性催眠或他引導的催眠來幫助她回憶前一年的印象，以此減輕她的困憂。這些印象包括她父親的死亡情況，但主要集中於涉及布勞爾的‘1881年的事件和“惱人之事”’（第34頁）。』

這故事中安娜的改變，如同臨床實踐的過程我們學到的，症狀具有意義，歇斯底里症的幻想與實踐，和治療者理論的想像與實踐，似乎具有不謀而合的地方，而其目的像是一個個自我獨立的空間，說著自己生命中必須被說的故事的需要，然而在治療室的相遇時空之中，這些房間的故事的聲音的重疊，以及房間如何接合，成了新的問題。當Anna呈現某房間的時候，當看見某房間的時候，我們別忘了，另一個房間就不被看見了，這是療癒，或是破壞呢? 或著都是也都不是?

(待續)